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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洛阳名园记后

[宋代]:李格非

洛阳处天下之中,挟崤渑之阻,当秦陇之襟喉,而赵魏之走集,盖四方必争之地也。天下当无事则已,有事,则洛阳先受兵。予故尝曰:“洛阳之盛衰,天下治乱之候也。”

方唐贞观、开元之间,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,号千有余邸。及其乱离,继以五季之酷,其池塘竹树,兵车蹂践,废而为丘墟。高亭大榭,烟火焚燎,化而为灰烬,与唐俱灭而共亡,无馀处矣。予故尝曰:“园圃之废兴,洛阳盛衰之候也。”

且天下之治乱,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;洛阳之盛衰,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。则《名园记》之作,予岂徒然哉?

呜呼!公卿大夫方进于朝,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,而忘天下之治忽,欲退享此乐,得乎?唐之末路是已。(唐之末路是已 一作:矣)


“书洛阳名园记后”译文及注释

译文

洛阳地处全国的中部,拥有崤山、渑池的险阻,算是秦川、陇地的咽喉,又是赵、魏争着向往的地方,是四方诸侯必争之地。天下如果经常太平无事也就罢了,一旦有战事,那么洛阳总是首先遭受战争。为此我曾说过:“洛阳的兴盛和衰败,是天下太平或者动乱的征兆啊。”

正当唐太宗贞观、唐玄宗开元盛世时,公卿贵族、皇亲国戚在东都洛阳营建公馆府第的,号称有一千多家。等到后期遭受动乱而流离失所,接着是五代的惨痛破坏,那些池塘、竹林、树木,被兵车践踏,变成一片废墟。高高的亭阁、宽大的楼台,被战火焚烧,化成灰烬,跟唐朝一起灰飞烟灭,没有留下一处。我因此曾说:“馆第园林的繁盛或毁灭,就是洛阳兴旺或衰败的征兆啊。”

况且天下的太平或动乱,从洛阳的兴衰就可以看到征兆;洛阳的兴衰,又可以从馆第园林的兴废看到征兆,那么《洛阳名园记》这作品,我难道是徒劳无益、白费笔墨的吗?

唉!公卿大夫们现在正被朝廷提拔任用,放纵一己的私欲,为所欲为,却忘掉了国家的太平或动乱的大事,想以后退隐了再享受这种园林之乐,能办得到吗?唐朝最后覆灭的情形就是前车之鉴啊!

注释

挟(xié):拥有。

崤(xiáo):崤山,在河南洛宁县西北。

渑(miǎn):渑池,古城名,在今河南渑池县西。崤山、渑池都在洛阳西边。

受兵:遭战争之苦。

开馆列第:营建公馆府邸。

五季:五代(指五代十国时期)。

候:征兆。

徒然:白白地。

进于朝:被朝廷提拔任用。

治忽:治世和乱世。

“书洛阳名园记后”鉴赏

题解

这是《洛阳名园记》一书的后记。

后记一般交代写作缘由和经过,很难有振聋发聩之语。而本文论证从洛阳的盛衰可以看出国家的治乱,洛阳园林的兴废可以看出洛阳的盛衰。一句话,洛阳园林是国家治乱兴衰的晴雨表,指出《洛阳名园记》不是白白写的,对朝廷的腐败提出了强烈的忠告,表现了作者对衰微的国势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忧虑,简直是在敲警钟!作者是借唐讽宋,用意十分清楚。“唐之末路是矣”不就是一种警示吗?“旁观者清,当局者迷”,宋朝统治者当然不会理会一个进士的批评和忠告,衰微的国势已难以逆转。过了不久,北宋覆灭,洛阳沦陷,繁丽多姿的众多洛阳名园顿然变成废墟。

简析

全文从洛阳处天下的险要写起——洛阳居于中原,依仗崤、渑之险峻,是秦、陇、赵、魏问的要道,所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,因而强调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标志。第二层以唐朝贞观、开元之间高官贵族兴建千余所公卿名园的史实,论述“园圃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标志”,最后更进一步推论“园圃的兴废是天下治乱的标志”。  

李格非简介

宋代·李格非的简介

李格非

李格非(约1045~约1105年)北宋文学家。字文叔,山东济南历下人,女词人李清照父。李清照《上枢密韩公诗二首》诗序中称“父祖皆出韩公门下”,可知其父祖辈皆为“蚤有盛名,识量英伟”(《宋史·韩琦传》)的学士韩琦的门下士。幼时聪敏警俊,刻意于经学,著《礼记说》数十万言。宋神宗熙宁九年(1076年)中进士,初任冀州(今河北冀县)司户参军、试学官,后为郓州(今山东东平)教授。宋代有兼职兼薪制度,郡守见他清贫,欲让他兼任其他官职,他断然谢绝,表现了廉洁清正的风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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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,未及三年,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。君之为县,有惠爱,百姓扳留之,不能得,而君亦不忍于其民。由是好事者绘《吴山图》以为赠。

夫令之于民,诚重矣。令诚贤也,其地之山川草木,亦被其泽而有荣也;令诚不贤也,其地之山川草木,亦被其殃而有辱也。君于吴之山川,盖增重矣。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,尸祝于浮屠、老子之宫也,固宜。而君则亦既去矣,何复惓惓于此山哉?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,至以为《思黄州》诗,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。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,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,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。

君今去县已三年矣。一日,与余同在内庭,出示此图,展玩太息,因命余记之,噫!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,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!


文帝议佐百姓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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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者数年比不登,又有水旱疾疫之灾,朕甚忧之。愚而不明,未达其咎。意者朕之政有所失、而行有过与?乃天道有不顺、地利或不得、人事多失和、鬼神废不享与?何以致此?将百官之奉养或费、无用之事或多与?何其民食之寡乏也?

夫度田非益寡,而计民未加益,以口量地,其于古犹有余,而食之甚不足者,其咎安在?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、以害农者蕃、为酒醪以靡谷者多、六畜之食焉者众与?细大之义,吾未能得其中。其与丞相、列侯、吏二千石、博土议之,有可以佐百姓者,率意远思,无有所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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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
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
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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